“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的走到铁道旁，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再读朱自清老先生的这篇《背影》已时隔九年，依然被文中父亲替儿子买橘子时在月台上爬上攀下时的背影戳到热泪盈眶，不由让我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黄土高坡上我的老父亲。

　　对城市中的人们来说，已习惯了生下来就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中，而对那些脸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生的活动半径只有几十公里的农民来说改变谈何容易。都说要想跨越眼前的坎，必须得有大胆的想法。面对贫瘠陕北赐予自己的一切，看着头上卷着羊肚肚毛巾的父亲和身后的三个弟弟，父亲远走的想法一瞬间就散落在了漫山的沟沟壑壑里，随着山头老汉们的信天游沉浮。

　　那时候的南泥湾计划生育吹响了整个延安黄色预警的第一号，生孩子恨不得躲在山沟里，我这个意外，随着计划办一千元的罚款单在土窑洞里坠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记忆是在一片西瓜地里，搭着一个简易的帐篷，里面有哥哥，有姐姐，有质地特别柔软的沙土。六岁前的夏天我们三个的任务就是在西瓜地里看瓜长大，看瓜保证不被偷走。父亲在山沟里放羊，四五十头羊出了圈，那个撒欢劲上来，一般人追不上，若那会有微信运动，我猜父亲的步数每天不会在八万步以下。山里的日落有些漫长，晚霞映在院子里的梨树叶子上一闪一闪。安顿好牲口，父亲便忙着给我们三个做饭，其他的不会做，多的也就是一锅和面。跑了一天，三碗面对于那时候的父亲来说并不是多大问题。山里的月亮皎洁的不像样子，野羊在叫，蛐蛐在跳，土炕上的孩子睡得真香。

　　上了学后，父亲开始办鸡场，从西安拉回来的幼鸡有两千多只，毛茸茸的。这些肉鸡从幼小一直到被送上餐桌，一年，两年，一直到我五年级。一个星期给它们打一次防疫针，而我和哥哥姐姐的任务就是捉鸡，父亲母亲负责打针，有时候会到夜里十二点。每天放学后不是去和村里的孩子们去野地里玩耍，就是书包一扔，拿起两个竹筐开始收鸡蛋，接着推着小斗车喂鸡，倒水。看着它们吃食的样子以及满满两筐鸡蛋，又气又喜，浪费我玩耍的时间，可是这些鸡蛋又能够让父亲在第二天骑着三轮车在各庄各户卖一些毛钱了，打心眼里高兴。六年级我去了镇子上读书，周六早上学校补课，坐着他的三轮车，在冰雪地里疾驰。每逢集市，就会和同学们去转转，总会在那个路边看到父亲在吆喝：“鸡蛋鸡蛋，10元一盘（那会一盘30个）”，我去旁边的小店给他买了5元一份的肉炒饸饹，然后我就回去了，走到教室门口，远处身穿绿色大棉袄，戴着深黑的坦克帽，蹲在三轮旁，笨拙僵硬的双手托着不再冒热气的饸饹，大口大口地吃。一阵风过，不小心吹下了我的两行泪。

　　“父亲并没有渠道去了解千里之外的世界流行的是什么，他一直以为只要是商场里的皮鞋就是最体面的。”来自冰叔书里的一句原话，他们的认知大概如此。上大学，我选择了远在1300公里之外的湖南，他是希望我可以走得远一点，但是他并不知道湖南到底在中国这只“雄鸡”的哪个部位。那里的冬天没有想象中的暖和，反而是刺骨阴湿般的寒冷，不到零下胜似北方零下二十度。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决定给我邮寄一床被子，寄件地址始于黄土高坡下的某个邮政快递。一个星期后终于到了，我欣喜地打开，还是那个窑洞里的味道，只是在被子里面还包裹着几个硕大鲜红的苹果和已经过期了的两个大鸡腿。大二暑假开学走的时候，家里事多，父亲拎起我的皮箱朝着村头的马路走去，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跟着，并没有作声。下午的车子不好等，他站在石碑旁向两边玉米地冒出来的远方张望。一阵黄土卷起，我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向后看时，他边追着车边挥手。“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

　　又值一年中秋，黄土高坡的夜里凉，您多穿些。干活时多注意下右胳膊，别太吃力。一曲信天游传来，衣襟扑簌有声，风来自远方。（文/中建隧道徐州地铁1号线项目：艾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