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外婆家是烧柴火做饭的，灶台是用砖块垒起的，柴火太旺，锅薄了不经烧，因此，用来煮饭的炊具，是一圆腹尖底的厚铁锅，有提梁连接两端，当地称之为吊锅。尖底增加了锅与火的接触面积，而圆腹，也使得锅正好卡在灶台上，不至于滑落。但这种锅在平地上只能侧放着，盛饭的时候若不用手稍微扶一下，会在地上滴溜溜乱转。盖与锅不是子母口，往上一提就能揭开，不像高压锅那么严丝合缝，因此，煮出来的饭，浸润着炊烟的味道，总是特别的香。

用柴火做饭，有一个好处，虽仅有一个灶眼，却可以做到炒菜做饭两不误。待饭刚刚煮开，就不用再占着灶眼了，把吊锅提下来，放在进柴口，扒拉些炭出来，用小火慢慢温着，煮出些锅巴来。锅巴是我最爱吃的，金黄金黄的锅巴，散发出特有的香甜，有些硬，再仔细嚼，又觉得硬里透出些脆来，很有些嚼头，令人回味无穷。

当然，外婆家的灶台是两个眼的，一个小的，用于日常烧水做饭，后面还连着个大的，上面永远驾着一口大锅，一般用来煮猪食。从地里割回来的红薯藤，分成一把把，垫一块板子在地上，拿把菜刀，一点点剁碎了，加点米糠，和了水，煮成一锅。有红薯的时候最妙了，也不用削皮，整个的丢进锅里，和猪草一起炖。给猪吃的没那么多讲究，煮熟了用潲盆盛了出来，稍稍冷却，提到猪栏里，便可喂猪了。但是孩子嘴馋起来，却是要和猪抢食的，看到潲盆里还有成个没破皮的红薯，一定要外婆给舀出来吃，趁热剥了皮塞进嘴里，居然也能吃得十分香甜。

灶台似乎一天到晚都是热的，煮完三餐之后，还要利用碳的余温再温些水，用来洗碗洗澡。孩子却是不在意这些的，只一心想着什么时候能把红薯丢进火里烤了吃。烤红薯也是一门技术活儿，不能直接丢进大火里烤，那样皮很快会被烤焦，而内里却还是生的。最好的方法是在灰里刨个洞，把红薯放进去，再用夹着灰的炭将其盖住，用小火，慢慢烤之，时不时还要给红薯翻个身，让其受热均匀。

但最后烤出来的红薯，外面很厚一层还是会被烧成炭。就如竹笋一般，看着挺大个儿，剥出来能食用的部分却只剩一点点，看得心疼不已。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只得一次性多烤几个。用火钳从火垄里夹出熟了的红薯，热腾腾、香喷喷的烤红薯放在手里烫得直想丢掉，可又舍不得丢。用劲抠开外面那块皮，外焦里嫩，里面仅剩的那么一点儿泛着金黄的色泽，带着最接地气的香甜，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异常开心与满足。

再长大些，家里买了燃气灶。深底的吊锅无法再适应浅浅的燃气灶台，转而被高压锅取代了。用高压锅煮饭，比较繁琐，还需时时盯着火，用大火把饭煮开之后，限压阀会一边转着一边响着，那是在把锅里的水汽排出，听到响声，立马把火调小，以免饭被煮糊。鼻子灵敏的人，透过限压阀上喷出的水汽，就可以闻出饭煮出的干湿程度。

虽然没了烤红薯，却又多了新的乐趣，那就是喝米汤水。煮饭的时候，在锅里放比适量多一倍的水，按照寻常煮饭的方法，等饭开几分钟，立马关火。这时最麻烦的事便是要将高压锅的锅盖打开，不像吊锅那样一揭就开，须得将锅里的气压完全排出，少不得要耽误些时间。不过这漫长的等待终究是值得的，一碗热腾腾、加了白糖的浓稠的米汤水下肚，再多的焦急都化作了满足。

再往后，有了电饭煲、电高压锅，方便了许多，也不用再时时照看，只需插上电轻轻一按，就能吃到一锅软绵的米饭，却感觉少了很多乐趣。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虽然食物更加丰富多样，但由于“生活”时间的压缩，人们对于食物的追也渐趋于方便快捷。儿时，电器尚未普及或电器尚不能完全解放人们双手的物质匮乏时代，那基于洞察身边万物而获取的生活乐趣，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文/长沙地铁5号线：陆彦霆)